1.
早晨的时候，有人给我推过来一篇文章：《钟南山，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年，33岁的钟南山终于不用再烧锅炉，跟随医疗队到河北宽城下乡。
在此期间，医疗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做文艺宣传，真遇到病人时，却因为条件有限，没什么作为，最多病人痛得很厉害的时候，给他打一针止痛药。
这让钟南山很惭愧，很心痛，他想：这就是大家所信赖的医生吗？怎么会这样？
思来想去，他认为，自己作为医学世家出身的医学毕业生，应该在医学领域里实现自己最崇高的理想，于是决定离开北京，远离纷争漩涡，回南方去当医生。
钟南山，这个在当今中国最为人敬仰的名字，怎么和宽城有了联系呢？
2.
宽城，是我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提起这两个字，无论在哪里都倍感亲切。
查阅相关的资料，钟南山在宽城工作的经历，主要多是采用《南方人物周刊》的文字：
北京大学新闻网刊载《南方人物周刊》：
《医者钟南山》
......
—年，钟南山被派往山东乳山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开始后，钟南山家庭受到严重影响，母亲因不堪大字报羞辱，在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后自杀。
年，钟南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去烧锅炉。一次上级号召献血，他献出毫升，昏倒在炉门口。次年，他参加下乡医疗队，来到河北宽城县，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作为医学院毕业生，他很自责。
年，钟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帮助下，通过部队调令离开北京，医院（后改为广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年到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选择的。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这时，他已经快36岁了。
......
3.
宽城建县比较晚，年10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宽城县，隶属于承德地区。
年的宽城县，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其他各方面也非常落后。
在我的记忆力，每个村都有一个山沟叫死孩子沟，农村的小孩儿出生后得病，医院的，一方面是没钱去不起，另一方面是交通太不方便。我的一个小妹妹就是出生七天后得病，眼睁睁的看着她死去的。
在《宽城县志》的记载中，钟南山在宽城的年5月，县里组成了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三次进驻46个所谓的老大难大队，继续斗批改。到年，全县斗批改工作结束。
这就应该是文章开头所说的“医疗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做文艺宣传”。
抽调专业人才去组成各种工作队，也是特色。
搜集有关钟南山的回忆文章，没有看到有关的内容。
但是，在另外一位年在宽城和钟南山一起下乡的人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了钟南山在宽城工作的内容。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胡大一写这篇文章的人是胡大一。
胡大一（随母姓），男，年7月出生，河南省内*县宋村乡北沟村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府专家津贴。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医院心研所所长、心内科主任，医院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分会主任委员，及国内外重要学术团体委员，并担任《中国医药导刊》主编，《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中国介入杂志》等多种国内外杂志副主编、编委，《极限会诊》第一期嘉宾。
胡大一比钟南山小十岁，来宽城时候，钟南山是老师，胡大一还是学生。
4.
年5月，胡大一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宽城，回北京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宽城》。
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年4期上，写清了钟南山等人来河北宽城的前前后后：
年是文革的第3个年头，高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要恢复上课学习了。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作为一所医学院校，一是要面临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并且农村正在推广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二是要贯彻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
因此，当时的工*宣队领导组织了师生共同参加医学教育革命探索队。参加的有在校的各年级医疗系、药学系和卫生系学生，基础、临床和公共卫生的教员，地址选在河北省承德地区最贫困的2个山区县––平泉和宽城。
我被分在宽城的连队，领队的老师是内科的王海燕和当时在北医基础部教研组任教的钟南山。同学中有比我高一年级的何权瀛等。我住在西铺子大队贫农张大娘家，大儿子叫春生。与农民(当时一定强调是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是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我与张大娘的小儿子聋哑人二石住一起。
每早5点起床下地干活，7点多收工回家吃早饭，之后去大队合作医疗站。1年下来，肩挑手推独轮车能力大幅提高，与年轻农民没有差别。两手从先起泡到磨出老茧，身上毛衣里充满了革命虫(虱子)。
作为医学生，这一年是我学医从医第一次开始接触临床和患者。仅在大学一年级的年到年6月大约8个月里上过基础医学课程，即高等数学、物理、有机化学、生物学和俄语。
当时批判传统的医学教育制度是1年不沾医学边，3年不沾临床边，6年不沾工农边。北医是六年制，前3年在基础医学系学习。
当时与赤脚医生一起互相学习，边学边干。下乡的老师们也定期授课，但更多的是在医疗实践中带教。
我这一年当的是全科医生，主要诊治的疾病是胆道蛔虫症、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大叶肺炎(包括重症的休克型肺炎)、有机磷中*、风湿性心脏病合并急性肺水肿、高血压、溃疡性穿孔、中*性痢疾、急性阑尾炎、宫外孕等，没见过冠心病和糖尿病。
当时的农村真是一无医、二无药。我与赤脚医生一起跋山涉水采集中草药，随身带着中草药图谱，更多的是向赤脚医生请教。1年下来，认识了百余种山里的草药，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把草药采回来，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制成丸散膏丹，办起了土药房。
医院中药房的李老师手把手指导我们制药，还指导我们背中药汤头，和赤脚医生互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练习扎针灸。当地肠蛔虫病和胆道蛔虫病十分常见，而无驱虫药，我和同学们一起在自己身上摸索用敌百虫驱虫的安全有效剂量，一直用至出现瞳孔缩小、头晕的轻度中*症状的剂量。
师生们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办起了简易手术室，开展痔疮、阑尾炎、疝气、瘘、子宫脱垂、绝育手术等，赤脚医生也上台学习。当时有位叫谢兰兴的赤脚医生，年龄比我们大，有一定临床经验，我们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
山区没有电话，老乡家里有了急危重症患者，都是家属来敲医生的门，无论白日黑夜，刮风下雨，背起诊箱就跟家属走崎岖的山间小路，到患者家中出诊。
西铺子大队离县城远，交通不便，尽量就地抢救。那时没有输液泵，一人出诊，也不可能配备护士，遇到需静脉点滴时，只有自己计每分钟的滴数，16滴为1ml；遇到敌敌畏中*、中*性痢疾或肺炎，常常通宵不眠，看守着静脉输液，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在那种艰苦简陋条件下，我们抢救了许多生命垂危的患者，手术零感染，无医疗差错事故，从未发生过医患冲突。当时不仅仅参加临床实践，也参与改水改厕，调查地方病。
师生们积极探讨医学教育改革，讨论的一些重要话题包括：
(1)如何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
(2)提倡讨论式，避免满堂灌；
(3)注意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打破三段制，从第一年就进入临床，接触实际；
(5)教材改革，打破基础课间的界限，打破基础与临床脱节的传统，按消化、呼吸、心血管等系统编写教材。
那时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大家叫钟南山为神汉，王海燕为巫婆，带队的*宣队张义超同志与工人周师傅都很平易近人，*策掌握得很好，对知识分子很理解，也很关心和爱护。
直到年毕业分配，我学医的医院。
回顾自己学医从医49年的经历，参加医疗实践、开始接触患者的第一年在中国贫困山区农村最基层起步，真是最宝贵的经历和财富。
我从当医生开始，就深深了解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医疗状况和医疗保健服务需求，以全科医疗、防治一体的体验开始自己的医生职业生涯。
亲眼看见、亲自实践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那次伟大创举，使用很低的医疗成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实现医疗保健服务公平可及的目标。这也是我为什么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人有那么多农村与农民情结，一生都惦记牵挂农村农民的医疗保健。
我们1年后离开宽城返校时，西铺子大队的全体社员停工1天，为我们送行。我相信这一点都不亚于当年乡亲们送红*的场面，令人激动，热泪涌流。
......
5.
胡大一所说的西铺子正确的地名为西卜子，当时归新甸子公社。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为引滦入津修建潘家口水库，新甸子公社为淹没区而被撤销，西卜子村归桲罗台镇。
但胡大一说的赤脚医生谢兰兴现在住在孟子岭乡南天门村。
年的时候，老羊在南天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下乡，有幸和老人在一起聊天，可惜当时不知道他曾经和钟南山在一起，没有采访这些内容，很遗憾。